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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滕:女性的压抑、隐忍和伤痛有如坚硬的核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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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袁滕:女性的压抑、隐忍和伤痛有如坚硬的核粒子 | 新锐出发》
原创:何晶

袁 滕
写出以柔软抵抗伤痛、压抑的女性
新锐
六年前发表作品时,袁滕用了一个笔名“袁栖”,和她本名中的“腾”字的飞升、张扬刚好相反,似乎是对写作风格的某种确认。作为《西湖》杂志今年第5期的新锐,她又用了这个新笔名“袁滕”。这两个笔名之间,是她从文字世界消失的日子。
名字的改变或许算不得什么,但于袁滕而言,却可作为剖析她的一种线索。在这两个笔名之间,袁滕无疑去了更阔大的世界,从封闭的自我走向更裸露的、真切的现实世界。如作家甫跃辉所言,这世界的所有黑暗和光亮都沉浸在她的文字里。她从注重作品的个人审美、私人意趣,转而更关注“那些处于被权衡和被编排的社会能量体”,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性和现实性。
都市外来女性,是袁滕关注现实的切口。“那些在陌生的城市洪流挣扎的都市女孩,她们内心的缺口之深是无法想象的。”身份认同、城市融入、个人孤岛,以及一个想象中的可以释放的“更外的地方”,构成了这些女性的几种要素。孤独,隐忍,平静表面下的无序、慌乱、撕裂,袁滕和她笔下的女性有同一个问题:如何走出目前的境地,又能否走向远方?
专 访
Q:以甫跃辉所说,你的写作其实是有很长的间隔的,而且是从他所谓的“张爱玲”式至“有自己的叙述语调”。这个转变过程是怎样的?
袁滕:电影《last night》里,凯拉·奈特莉饰演的女作家解释她停笔的原因是“doubt”,许多的中断都可以归结为对某样基准起了疑心。我的写作起步算早,大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也出了书,一直趾高气扬地践行着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写作语系和写作观,包括有人所说的,可能有点“张腔张调”。慢慢我就提体会到过度执着于“我”却又找不到“我”的那种焦虑,正如电影镜头,拉得太特写了只看到演员的毛孔,什么表达都是可疑的。于是我给自己拉了个远景,试着从本我站位切换到旁观者的站位,去尝试不同的社会实践和写作路数,去体验全景拍摄的丰富性,大概就是这么“遛”镜头“遛”了三五年吧。以前的我可能更注重作品的个人审美,有很多私人意趣,现在我可能会更关注那些处于被权衡和被编排的社会能量体,会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或许也会尝试一些实验性叙事。
Q:《流灯》和《去年你在斯里兰卡》都是女性心绪的流动,她们如你所说都是在生活里“如困兽斗,被流裹行,却还要逞强认下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她们“内心的缺口之深无法想象”。某种程度上这像是作家个人心绪的映照,应该还有更大的诉求吧?
袁滕:的确会有一些个人心绪的片段在其中。比如《流灯》里那个空虚得像梦一样的学校钟楼,就是我的母校南大的钟楼。许多学生可能和我一样到了毕业季面临一种惘然的情绪,在象牙塔里一路向上,最终却并没有一个堂皇的圣地等着他们,稀里糊涂就出来了。当然我本身是女性,肯定会带着女性经验主义写作,但是并不代表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我更希望我呈现出的那些女性的孤独和焦灼像是有无限解构空间的展品,不去强词夺理地定义它。如果读者恰巧体会到了,如果觉得这些展品值得被解释,可以自行解释它。有些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指认作者本人的影子,这是非常危险的,会让写作者无所适从。
Q:城市与女性,这是一个具有无限阐释空间的主题。这两篇小说里的女性,都是大都市的“外来者”,而她们的出口不在城市,也不在故乡,而是在一个更远的远处如南美、斯里兰卡之类。这像是一种昭然若揭:何处都不是这些女性的安身之所,巨大的不安全感、浮萍感充斥其间。
袁滕:城市看似是个巨大空间的集聚体,实则森严呆滞,困栅重重。女性天生具有柔软流动的特质,要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游走,很多时候只能处处碰壁,被消耗和被损害。女性要真正冲破这些限制找到出口,需要异于常人的内动力。我不否认有这样的出口存在,只是目前一定是非典型的,于是我在小说里遥遥勾勒了一个南美,也勾勒了一个斯里兰卡,正如海市蜃楼,看得见,但未必到得了。无论如何能看见总归是好的。
Q:甫跃辉说你是在写“人和世界的关系”。有些既有关系分崩离析,陌生人却建立坚不可摧的连接,你似乎无意给她们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一切都仿佛是无谓的挣扎,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可去。像一种永远的“中间状态”。
袁滕:可以这么说。正如薛定谔的猫,前途是待定的,结论是未知的。我既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式,我就没有权利把她们定格在某种状态。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就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吗?我尊重生命的片断性,我更愿意把我的小说当成一个片断,电视连续剧里截出来的某一集,一切情绪的收口、冲突的落脚点,全在于结尾的未完。以后怎么样,是下一集的事了。在这两篇小说中,结尾都是火车开来了,火车开走了,火车作为经典的时空意象,承担了这个淡出的任务。
Q:一个问题是,女性的压抑、隐忍、伤痛,这是常见命题。你的小说究竟给出了什么样新鲜的东西?更甚者,你说自己的小说“和布尔乔亚眼里的浪漫情调有本质区别,也无意承载文艺青年的故作矫情”,那你的小说在宽广度又如何呢?
袁滕:这是个好问题。女性的压抑、隐忍和伤痛有如坚硬的核粒子,现代人的写作中很难被轻轻拂去。在我二十几岁的作品里,它们一直是顽固的状态,沉积在那里,牢牢占据着画面。现在它们依然沉积着,可是我希望承受它们的本体是柔软的,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她们有了更多通感,有了更多穿梭的线索,有了更多安慰自己的力量,她们就拥有更多对抗的可能性。我希望我小说里的女性,可以忍着痛,随时离开一个画面,哪怕这种自由性是非自觉的,哪怕她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之所以要和布尔乔亚、文艺青年这些区分开来,是因为我要求自己的写作是接地气的,无论南美还是斯里兰卡,不能只是幻化的符号,它们可以若即若离,但要像清洁球跟加油发票一样,对人物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至于宽广度,那需要读者来评判了。
作品选读
刊于《西湖》杂志2019年第5期
《流灯》节选
她抵达上海的时候是晚上10点,辗转出站,正好赶上去南京东路的最后一班地铁。沈航的小区就在南京东路附近,之前这样跟她讲。可是等她下地铁拦上出租,把电话交给出租车司机,又听见她在那头别来别去说了一堆,似乎路线很复杂。
“要过两个隧道,真是。”司机把电话还给她,听起来有点不耐烦。她疑心他自己也没搞清头绪。四月的上海有些春寒,车窗外的路灯被那面渍迹斑斑的窗玻璃滤去了冷气,晕出萧索的暖光,纷纷地往后退。“你那个朋友,有点搞笑的。”司机说,“她讲这里打过去只要30块,嗤。”他的声音瓮瓮的,身上有股烟油味,带着种不容置疑的世故。连她也不禁为沈航的话窘起来,仿佛是存心要赖他多出来的那几块车钱,被拆穿了。车子经过一片亮,可以看见他脸上有几颗麻子。
车把她载到277弄,是个老旧的小区,这一带都这样,大概以前是工人宿舍。可是门禁却有些森严,电子拉闸门红光闪闪,门卫在岗亭里疏疏地看着她。她坐在行李上给沈航打电话,等了许久,沈航才穿着睡衣下来。小区里没有灯光,她听见她在夜的浓雾里喊她:“露姐!”她微微有些皱眉,到现在都没习惯这个称呼,显得她有多老似的。她一直疑心沈航是故意这样,同龄人之间娇纵的打压。好像有关于两个女星间的不和传闻,在片场相见,也是互相叫姐。
“哎呀你瘦了呢!”沈航走近,上下打量她,“哎呀你怎么能这么瘦!”她的嗓音还是那样,有种尖细的防备,比如那瘦听上去就是与好看无关的。“汪景辉也太慢了,还没跟上来。”寒暄了一会,沈航朝后面望望,找她的男友。朦胧中隐约现出一个高影。他们两个倒果真还在一起,她想,平时联络的时候彼此感情状态总是略过。汪景辉是那种淡得使人记不住的人,她甚至搞不清沈航和他是怎么开始的,仿佛他们的恋爱没有一个确切的开端,类似于电影或者音乐里的渐入;当然总是社团之类,校园爱情不外乎这样。
沈航领她上楼,走了四层。她搬来也没几个月,这里离她工作的外企公司很近。附近就有大学。楼梯上沈航问起她近况,她淡淡地答:“也就那样。”沈航没再多问,又道:“你这次来是找什么画廊?”她道:“有个画展,来跟这里接洽一下。”沈航顿了顿,轻笑道:“白富美。”她笑道:“是白富美就去住和平饭店了。”沈航谑道:“你住得起的。”她笑道:“是呵,把你押在前台就好了,怎么也能抵个三晚上。”两地的时候不觉得,每次见面都是这样,非要把玩笑开到彼此领地里,两个人抬来抬去,带着丝轻微的刺痛。
沈航租的房子是老户型,一梯四户,每两户又各装一道门。走进屋子里是弄堂式,厨房、小客厅、卧室和阳台挨次排列,卫生间在厨房的旁边,狭窄得可怜。她发现小客厅里已经给她搭了一张床,床垫下面露出垫着的杂志一角,带着草率的临时气息。到底还是介意同床睡,她想,连床夜话的时代终于过去了。当然人家隔天一早要上班,不像以前大学宿舍里,两个人发千挤在一张床板上,挨挨擦擦聊到半夜。记得有一个学期睡眠总是不足,按沈航的话讲,“千出来的神经衰弱。”她们老家那一带也用“千”,形容人撩骚或者发嗲,总归都是江南地区,乡音同源。
柜子上有只烟灰缸,玻璃六角的,她拿起看了看。沈航连忙解释说:“是房东留下的,老房子么,到处都是旧影子。”话里仿佛有种非常小心的躲避。她想起大三的时候和沈航一起租出去住,离开了寝室,好像豁然新天地一样,两个人买来女烟在空房子里抽。租的房子似乎特别地空,家具也没有几样,晾衣服就在客厅里拉条线,内衣跟袜子挂在上面,滴里答啦往水泥地上滴水。她们那时候还一起收集香烟盒子。
今日新媒体编辑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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